戴肇洋
臺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經濟財政組顧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臺灣綜合研究院三所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臺灣經濟研究院二所組長，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今年2月24日俄烏兩國爆發戰爭以來，雙方鏖戰已經超過半年，戰事何時終結，迄今似乎未見曙光。然而，全球各國更加關心的是，在俄烏戰爭持續未歇的同時，讓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國際情勢，可以說是全球在新的秩序規範尚未妥適建立及新的治理(globalgovernance)體系尚未完全穩固下，已陷入前所未有的裂解。此意味著，俄烏兩國戰爭持續未歇之下，在無形中加速衝擊蘇聯解體之後美國“霸權”於全球主導形成之“美國治世(PaxAmericana)”。
從“單極”治世型態到“多極”鼎立
誠如1990年代期間美國耶魯(Yale)大學歷史學家Paul Kennedy，在其所著作的《大國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中指出：“一個世紀、一個國家興衰，一場戰爭、一個霸權更迭”，不論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十八世紀的法國、十九世紀的英國，或是二十世紀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替代英國成為霸權的美國，均是在其國家整體實力達到鼎峰期間中，掌握全球權力絕對優勢。因此，隨著俄烏戰爭持續未歇，是否導致東西集團冷戰(ColdWar)終結之後，美國“單極(Unipolar)”治世的型態朝向“多極(Multipolarity)”鼎立之格局，已成為最近國際社會聚焦之議題。這些情勢或許從國際政治、經濟和金融等體系的變化加以觀察，可以發現其端倪。
先從“國際政治”情勢觀察，19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終結二次大戰以來美蘇“冷戰”之後，全球從之前半個世紀“兩極(Tightbipolar)”對抗的型態，邁入為美國“單極(Unipolar)”霸權之格局，讓美國獨自掌握全球權力絕對優勢的地位之下，更進一步深化“美國治世”榮景。不過，“911事件”之後，美國卻未透過國際組織平臺重塑全球秩序，反而藉此機會選擇“美國利益優先”自我本位主義，這些包括：介入伊拉克軍事行動的挫折、扶植阿富汗親美政權之失敗，加上逕自掀起美中貿易爭端、突如其來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讓“美國治世”的格局逐漸失色。
儘管俄烏爆發戰爭初期，促進西方國家在危機下更加團結，在使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簡稱北約”運作再度復活的同時，似乎讓美國治世格局的重塑；但隨著俄烏戰爭持續未歇，西方各國在自我利益本位主義考量下，並未完全配合美國步調，在無形中反而讓國際政治情勢的型態，從如火如荼的歐俄新冷戰，延伸至稍歇未熄的美中新冷戰，進而在地緣政治糾葛下重新整合為許多集團的對抗格局。此意味著，美國從上世紀中期後開始掌握全球權力絕對優勢，卻又同時隨著國際政治情勢急劇變化，自本世紀起讓主導的力道步上終結之路。
▲9月21日，盧甘斯克地區利西昌斯克市，人們排隊打水。（新華社圖片）
如果檢視過去二十餘年以來國際政治情勢變化可以發現，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之後，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在超“德”越“日”後大幅提高主導東亞區域地位；德國在主導解決歐債危機後，開始領銜扮演歐盟運作；俄國則是在蘇聯解體後，憑藉豐富油氣戰略資源持續過去部分榮景。因此，隨著俄烏戰爭迄今持續未歇，無疑將會讓全球在此之前的美國從“單極”霸權型態，因主導“治世”力道衰退，而轉型為“多極”共治格局發展。
再就“國際經濟”情勢分析，長期以來美俄兩國在政治、軍事及外交上存在頗深層的糾葛，相對在經濟上互動關係不深。俄烏爆發軍事衝突之後，雖美國主導西方國家共同採取經濟制裁俄國，以及取消最惠國家待遇，希望藉此切斷俄國金流，進而達到孤立俄國；但卻又因中國、印度及中東地區國家採取中立、反對介入立場，而使得其影響大打折扣。不過，隨著俄烏戰爭持續未歇，在形成許多集團政治對抗情勢下，讓美國在維持霸權的戰略安全考量下，針對對部分國家或企業採取多元、嚴格的出口管控與制裁(包含二級制裁)措施，使得國際貿易的拓展與企業經營之布局，受到嚴重限制。
在拜登政府所採取的管控與制裁措施中，國際社會最重視的指標，莫過美國國內通膨創下1980年代以來新高之下，是否進行調整其從兩國爆發貿易爭端後對中國進口的產品實施加徵關稅政策。亦即在俄烏爆發戰爭後，隨著國際能源及糧食陷入危機所掀起的全球通膨，雖讓美國在解決通膨壓力下，曾經考慮動態調整之前對中加徵關稅政策，但卻又發現美國在霸權思維下，反而對中採取更多管控與制裁措施。因此，未來美國將會從“去中化”及“去俄化”的角度，持續甚至加碼對中國實施更多的制裁措施，例如在對俄經濟制裁禁令下，勢必對違反持續出口俄國的中國企業，採取更嚴苛的懲罰。
毋庸置疑，面對近年以來中國快速崛起，憑藉其經濟實力逐漸茁壯，正在展現加強東亞區域主導地位壓力之下，不但暴露美國既有產業供應鏈的脆弱化，而且更加顯示其打造自主供應鏈之迫切性。換句話說，目前美國除了將積極建立自主產業供應體系作為持續霸權的優先政策之外，甚至要求經濟夥伴加入其所重組之產業聯盟，以達到掌控該項產業為目的。例如：稍早之前拜登總統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andScienceact)之後，更進一步邀請日本、韓國、臺灣重組“晶片四方聯盟(Chip4Alliance)”，藉此圍堵中國，可以說是展現以美國利益為優先最典型的實例。
俄烏戰爭促“國際金融”情勢轉變
此外，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對“國際金融”情勢產生最為明顯的變化，莫過其對國際市場交易平臺長期以來以美元為兌換標準造成的影響，亦即從過去“美元化”轉型為選擇“非美元”交易模式。亦即在俄烏爆發戰爭後，雖美國聯合西方國家馬上透過國際金融公共平臺作為進行號稱“金融核彈”制裁手段，將俄國排除於“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國際支付網路體系；但在制裁俄國金融的同時，反而促進國際金融公共平臺創新避險機制。例如：中俄兩國利用俄國金融遭到制裁機會，研擬替代“SWIFT”方案進行金融資訊傳輸系統合作，藉此建立“非美元”區塊，加速去美元交易模式。
也就是說，在俄烏兩國戰爭陷入持續糾葛的同時，卻又為人民幣推動國際化期程，獲致意想不到的機會。亦即隨著俄烏戰爭持續未歇，讓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逐漸形成為避險貨幣之選擇。再者，由於歐美國家透過“SWIFT”共同制裁俄國，反而讓俄國包括能源在內的產品出口，都將可能因購買國家擔憂而放棄使用美元，以及與俄國的貿易往來，或將可能因俄國報復歐美國家而限制使用美元。此一現象，無疑是促進人民幣為避險貨幣之一選擇之外，藉此發展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絕佳機會。
很顯然地，近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促進全球許多國家尤其與中國經濟連結較為密切的亞洲國家，已經逐漸形成“非美元”區塊，促使人民幣在國際金融或貿易交易上所扮演的重要性或價值性日益提高。由此可見，美國已經難以採取霸權思維要求產油國家在進行石油貿易時必須以美元為結算，舉例來說，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海灣油國及伊朗等產油國家，將賣給中國的原油，開始採取部分透過人民幣與中國貿易計價及交易結算之貨幣，假以時日之後，勢必削弱美元在全球石油交易市場上所佔有的主導角色。亦即俄烏兩國爆發戰爭，雖在表面上似乎是一場區域的戰爭，但其背後是在顯示人民幣崛起對美元霸權的衝擊，一旦俄烏戰爭持續未歇，未來其所衍生的蝴蝶效應，不容小覷。
整體而言，隨著俄烏軍事衝突持續未歇，雖不致擴大衍生世界大戰，但背後其實是在延伸形塑“中美”兩大強權冷戰，使得美國在美中爆發貿易爭端後開始不斷調整對中政策，同時將其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不過，在全球化潮流、自由化環境下，在無形中促進各國政治、經濟、金融等領域相互依賴；尤其是在中國已成為全球許多國家不可或缺的製造供應來源，以及脣齒相依之重要貿易夥伴之下，國際社會並不樂見全球再度陷入昔日冷戰“兩極”體系交纏，其實過去冷戰時期所存在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糾葛，已經逐漸模糊。
在此同時，雖目前難以估計俄烏這場戰爭伊於胡底，但在勝負計分面板上已經顯示，飽受火炮摧殘的烏克蘭是明顯輸家，俄羅斯卻由莊家淪為最大輸家。至於美國則是勝負參半，利用烏克蘭之手削弱俄羅斯國力，讓美國的心頭大患未來若要反撲可能力有未逮；另一方面，全球絕大多數國家並不願意在美國霸權主導下進行制裁俄國，更是顯示過去“美國治世”所展現的影響力道，逐漸成為明日黃花。亦即俄烏戰爭持續未歇，讓國際勢
呈現強弩之末的裂解真空狀況，美國是否能夠再度扭轉正落日的“治世”餘暉，恐將難以如願以償。
